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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既是奠定我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关键之战，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虽说我军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但过程中也充满曲折与坎坷。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位被俘军人的口中了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段悲壮而惨烈的插曲，原50军150师448团遇伏事件。

注定悲剧的开始

1979年3月初，根据广州军区命令，150师从广西龙州水口关进入越南，配合41军，在高平以西的波列､朗登､通农等地区完成残敌清剿､搜剿物资､查找我军失散人员或遗体的任务｡得令后150师迅速沿3号公路，直奔高平｡

入越当天，150师就根据41军命令，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当时150师虽说由不少未经历战火洗礼的新兵组成。但得益于刻苦的训练和老兵的身先士卒，依旧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3月8日中午，448团行进至班英地区，发现敌军占据了公路前方两侧的六处高地，威胁我国运兵线。经过请示后，448团立即向敌占高地发起进攻。在付培德副参谋长的指挥下，448团先后攻占了1、2、3、4号高地，并击溃敌军多次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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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整2天后，150师接到41军停止进攻，在随后3天内由南向北清剿残敌，在14日从平孟地区回国的命令。可当战士们收拾行装后，却迟迟等不到上级的命令。直到第二天中午，448团才收到继续坚守的命令。

他们不知道的是，因为150师内部的激烈争执导致回撤命令迟迟没有下达。

原本根据150师师长刘同声的想法，448团已完成上级的任务，应该沿公路快速回撤。这样做不仅因为耗时更短，还在于448团可以与驻扎在周围的450、449团相互策应，更加安全。

但驻150师的工作组否决了师长的计划。当时我军除了要打击越军，报屠杀边民的一箭之仇外，还要趁此良机锻炼队伍，让新兵们“见见血”。

工作组的副军长关豁明认为150师以预备役的身份此次作战，仅负责东侧的残敌清剿工作，锻炼不够。应该在撤离的同时，边走边打，扩大战果。两方相持不下，导致448团撤退的命令迟迟没有下达。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正是这一犹豫为敌人留下了喘息和布局的时机，招致了后来的悲剧。

11日中午，448团外围阵地就发现小股敌人活动。但直到夜晚，敌人都没有任何动作。战士们以为是敌人被他们打怕了，但不知道那只是敌人的侦察部队。我军收拾行装，准备回撤的意图已经被敌人获悉，他们开始趁此机会进行设伏。

黄昏，团长李绍文收到命令，41军要求他们放弃原有计划，改从班英方向向北撤离。之前2月中旬的战斗中，41军的121师就在那片山区中受到阻击，承受了些损失，没想到自己又要重蹈121师的覆辙。

可怎奈何150师此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41军，所以即便心中不愿，也不得不执行。当晚，指挥部向全448团下达了向北侧山区搜索前进，最终从平孟回撤的命令。

临危无惧的忠魂

越军对北部山区是非常熟悉的。当448团放弃大路不走，转而向山林行进时，他们就不断遭到越军小规模的追击与骚扰。

越北地形与广西类似，是典型的卡斯特地貌。山林中遍布丘陵与石林，岔路、洞穴极多。只要位置得当，阻击方可以轻松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而且山路狭窄难行，也无形中增加了调兵驰援的难度，因此448团实际上处于极度危险的环境。

12日上午，作为撤退第一梯队的二营就遭遇越军的伏击而遭受损失。尽管团长刘绍文下达了驰援突击的命令，但整个448团在狭长的山谷中还是逐步陷入到腹背受敌，被全面包围的困境中。

期间，李绍文曾4次请求沿公路快速撤离，但都遭到师部的拒绝。当448团收到驻师部工作组“只准前进，不许后退”的命令后，失望与悲壮的情绪开始在战士心中蔓延。

越北山区本身地形就不利于我方，再加上对战场信息不甚了解，在夜间贸然突围等于自投罗网。但军令高悬，硬着头皮也得执行。

最后团部命令副参谋长付培德率领八连和一连等小股精锐部队攻占制高点进行佯攻牵制，剩余部队从正面突围。可越军在北部山林无比熟悉，448团的意图很快被敌人识破。

13日凌晨，付培德刚刚率队突进，便遭到越军的阻击包围。突击小队被切分为部分八连副连长王立新部、付培德部与一连连长李和平部三组。主力方面，因为地形不熟，外加夜间视野不佳，二营迷路与大部队脱离。至此448团已被困在5个无法相互支援的地区。

经过2天辛苦跋涉，团指挥部和二梯队最终在3月15日下午4点与在那念、扣旺地区与友军会师，但其他几只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山林中大雾弥漫，团前线指挥部和二营余部被困在原地一夜。当第二天清晨雾气散去时，发现已被越军团团包围。率队侦察地形的副团长胡庆忠、报务员副班长何奇相继牺牲，非但让战士们失去主心骨，战力大减，还失去了请求援救的机会。

最终二营建制被彻底打散，互不相识的战士们三五成团，不得已以散兵的形式向祖国方向突围。因为当初是轻装行军，战士们根本没带多少物资。粮食吃完后，他们不得不吃着树皮、草根、喝着浸泡战友尸体的血水艰难求生。付培德率领的突击小队形势更为恶劣。

李和平在占领山头后，发现自己一部仅有104人，枪支弹药也不多，还失去与付培德的联系。更要命的是，李和平占据的高地是附近群峰中最矮的，他和战友们不仅处于越军的包围之中，更以沦为敌军阵地的活靶子。

他们本想夜间突围，但怎奈何手中没有地图，李和平等人也不具备绘图制图的能力，最终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下山投降。

王立新率领的一排，仅有43人。他们在13日晚下山突围，遭到越军正面阻击。一排建制被打散，战士们被逐个杀害俘虏。

王立新、一班班长耿军等十几个战士侥幸突围。但他们很快就被越军追上，最终王立新抱着手榴弹冲入敌阵，与越军同归于尽。一班长耿军弹尽粮绝，跳崖自杀殉国。剩余处重伤员被俘外，全员就义。战后，军总政治部为王立新、耿军两人追记一等功。

付培德部包括八连连长刘兴武、指导员李铁桥等共有56人，也面临缺枪少弹的局面，约一半的人没有武器。原本付培德就因战况不明、风险太大，反对团长李绍文的计划，当下的局面令其心情更加沉重，战意全无。

根据付培德与幸存战士回国后的叙述，当时电台班长殷涛建议付培德继续执行原有计划，赶赴505高地与友军汇合。但付培德同样以不清楚战场情况为由拒绝，反而命令战士们固守待援，夜间伺机突围。

其实当时付培德积极自救，是有机会逃出生天的。包括一排长司福林、刘兆华、岳永福、高西杰、洪学武等19人在登上山顶后，发现山后安全。他们没有犹豫，果断下山找到公路成功与友军汇合。而一味坚持固守的付培德则因他的保守是错误让更多人付出了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逃生者刘兆华曾希望同出于济南军区的殷涛随自己摸索突围，但殷涛作为电台班班长，依照规定，即便情况再危险也不能离开指挥官。

用殷涛的的话说“死也要和付培德死在一起”，因此婉拒了刘兆华的建议。最后殷涛在要了一枚“光荣弹”后，与刘兆华相拥惜别。

在多次挫败我军突围后，敌人开始搜山，围剿付培德部。在敌军人数、火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付培德部很快被打散。可即便至此，他们仍坚持作战，未曾投降。

最终，付培德残部与敌军苦斗7个昼夜。用付培德自己的话说即便“尿已喝干，野草树叶都无力咽下”，他们还在苦苦支持。可最终还是在3月19日下午4点尽数被俘。

之前放弃突围的殷涛在敌人的围攻中不幸与大部队走失，在丛林中他与同样被打散的战友汇合。在向国境线撤退的过程中，为掩护剩余几位战友，殷涛牺牲自己，引开敌人。

身受重伤，怀抱电台的殷涛很快就被越军追上。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殷涛缓缓拔掉从刘兆华那里要来的“光荣弹”，默然地与敌人同归于尽，享年22岁。

至此，奉驻150师工作组命令，向北搜索前进，趁机扩大战果的448团在回撤过程中遇伏，7个连队被打散，其中218人被俘，332人失踪及阵亡。

凄凉愤懑的结局

负责广西方向作战的许世友将军在获悉448团遇伏后，大为光火。他当时准备调集一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前往营救。

但当时我国已对外宣称从越南撤军。此时实在不宜调动大军，引得外界揣测，故而这一命令被中央否决。这就解释了为何之前已有多支部队成功突围，但迟迟没有援军营救的疑问。

1979年3月16日下午，外交部部长黄华通过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在越南已无一兵一卒”。但数千公里之外，依然有数十位战士依旧在与越军浴血奋战。在异国的战场上，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这些“最可爱的人”为国奋战，英勇捐躯，但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后来经过战俘互换，包括付培德、李和平等人返回国内。可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连续多天的调查和审判。

一连连长李和平带队投降，虽保全了战友们的姓名，但有辱军队的威名，最终他被军事法庭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生活极为艰难。付培德也因指挥失当，错失良机被判刑。出狱后，没有军人有待，只能在学校做勤杂工，“一辈子抬不起头”。

倘若说他们是“罪有应得”的话，那剩余被俘、阵亡士兵的结局也不甚光彩。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俘兵都被强制复员，300多位失踪阵亡的将士有烈士身份，但没有坟墓，哪怕衣冠冢都没有。

50军、150师和448团内的高级军官也因此被处分。在1985年的大裁军中，50军，这支在朝鲜战场屡立奇功的英雄部队被撤编，赴越作战的经历也被轻描淡写，给历史爱好者留下深深的遗憾。

新世纪后，有感于那段难忘的战争岁月，原50军149师446团2连指导员陈松经过多番寻访和调查，通过《败仗中的真英雄》一文再现了那段历史。本文得到了包括罗援将军、铁血营长臧雷，一等功臣英雄徐良、一等功臣战地记者王红等人的支持。

经过陈松多年的上下奔走，军方终于正视了那段历史。2019年3月龙州烈士陵园，为448团332名失踪英烈建立英名墙，9月又在民兵烈士英名墙迎接客死异乡的英烈回家。

这个世界需要英雄，但你不能只在其胜利的时候才尊重他们！

发布于：河南省